在法院内，如果承办法官不是审判长，那么审判长（因为掌握签发权）的意见就变得很重要。
中国当代法治发展的某些方向恰 恰是西方过去的二、三百年里的法治发展特点。这样一来，建立司法独立 的体制、保障法官职业化、实现司法公正都只是(法院方面的)一厢情愿，无法落到实处。
)倘若没有有学识的法律专家决定性的参与，不管在什么地方，从来未曾有过某种 程度在形式上有所发展的法。从制度层面上讲法律人之治要比非 法律人之治优越(我们不排除非法科人才可能非常胜任政府法务或企业法务工作的情况)。法治是 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国家与公民、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被明确界定、被自觉遵循，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和谐的关系， 因此我们谈法治的时候又称其为法治秩序。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所谓的人的因素是泛指一切统治者及其官吏，强调他们的道德训 练和修养。然而，西方法治经历了五、六百年，才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法律人之治不是法治的全部内涵 ，更不是对法治原意的代替。与人治重实体轻程 序相比，法律人只在程序中进行思考与判断，只相信程序中的过去的真实，甚至对于 一项坏的法律，一贯主张(也是我身体力行的)遵守，同时使用一切论据证明其错误，力 求把它废除，这样做要比强行违犯这条法律来得好。由此可见，将宪法第38条与第四次修宪的第18、24修正案相结合，与在我国当前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学理论的动态发展中，不难从规范体系和时代背景中解读出我国宪法规范中内含的人性尊严这一理念。
因为我们的宪法拥有成长和吸收的能力，它能够作为发展着的人基本法[44]。在建武七年光武帝的诏令中甚至宣布对那些不允许饥饿为奴者离去的人，将根据卖人法治罪。（一）人性尊严——家长主义应用的界限 前已述及，在现代法中虽对人因有强弱、慧愚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不过其前提是对虽承认人的实际能力的不平等，但强调当事人法律人格和尊严的平等。美国宪法缺乏要求政府积极行为确保人民权利的积极因素。
仁政与民本理念在古代实证法规范中时有所见，即便这些规范是基于前一种民本理念，但从个人的视角来看，仍有主观上为了当时民众的利益而在客观上限制其自由的法律家长主义的特征。他运用利益衡量原则论证：只有在风险是如此不合理的情况下，对当事人自愿行为的直接干预才能被证明为正当的[34]。
[49] 萧淑芬：《论基本权核心概念之规范——一个比较法学的观察》，《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十九期2003年12月，第18页。他还认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法律家长主义在当前中国有其政治基础。蔡定剑教授在其论述中将其与德国基本法所保障人类尊严和人格尊严条款同等对待[52]。
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14], 决不是说其心在三个月里一直在想着爱人, 而应是指律身修己而言。后一种仁政爱民理念完全可以与当前尊重人性尊严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宪法规范中的人权条款相符，可以与宪政与法治框架相契合。民本的主体不是君主，不是君主以民为本，而是民为主体，民为本，君为末。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他在论述水之载舟、覆舟问题之后，说道：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8]。
整个12000字左右的七一讲话中出现民、群众之类字词达100 多处，其中的第三部分几乎每一段都有类似语句。基本法像是一个为社会划出的蓝图，设定了各种需要实现的价值，要求在文本和社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43]。
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完整的仁政学说的孟子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新民本主义，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7]，为政者主观上要贵民，要求为政者为民父母[18]、保民而王[19]，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20]。因为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而只可能二者择一：或者损害较小利益而保较大利益。
在解读时存在明显的偏向：一是将仁人际化，认为仁是一个表示人际关系的概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73页 [35] BVerfGE 4, 7，转引自蔡维音 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性尊严规定之探讨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性尊严规定之探讨，公法评论网，www.gongfa.com。[28] 国际金融报评论员：《中国基尼系数已逼近0.47 统筹公平与效率》，《国际金融报》2005年10月12日 第一版。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已用，为已死，不可得也。将此两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仁的完整内涵。而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人是以社会人，不能脱离其具体的生活场景，他们的在处于弱势的时候，需要政府不顾其形式上看似自治而实质上由于其弱者地位造成的不自治来对其法律上进行干预[33]。
[61] 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4-162页。如，要求国家保护人性尊严的第一条规定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供最低的和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实施仁政爱民政策，是由于将民惟邦本，将民视为国家之根本。[59] 陈新民：《宪法基本权之基本理论（上）》，元照出版公司1992年1月，243、244。
他认为民惟邦本是一个关于价值法则和政治法则的判断，也是一个关于人民的主体资格的判断，还是一个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判断。林来梵教授则在承认人的尊严即人格尊严的人格主义的前提下，认为从目前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来看，现行宪法中的人格的尊严显然有别于德国宪法中的人的尊严或者说人性尊严。
第18条修正案将三个代表思想确立为治国指导思想意味着了一种新的治理原则，那就是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大利益净余额虽然在人们利益不相冲突领域必然导致非正义,却是利益冲突领域的唯一正义的、正确的原则。[3]《尚书．盘庚》 [4]《国语．周语上》 [5]《论语·阳货》 [6]《论语·学而》 [7]《孟子·尽心上》 [8]《荀子·王制》 [9]《荀子·君道》 [10]《荀子·臣道》 [11]《新书·大政上》 [12] 梁涛：《郭店竹简_■_字与孔子仁学》，《哲学研究》2005 年第5 期第48页。为防止拐买外来人口，唐代对涉外婚姻进行限制，要求须经官府允许或批准，禁止私与外国人婚娶来往[24]。
或者损害较大利益而保全较小利益[61]。4、台湾由现有规范中解读出人性尊严的宪法解释方法与途径 台湾的李震山教授认为，可以从宪法第二十二条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解读出对人性尊严的保障。
这种基本权积极要求的一面与德国宪法计划中的价值导向紧密联系起来，规定国家在社会中实现一系列在基本法中体现的客观价值。法律家长主义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就在于人性尊严，使弱势群体在面对强势群体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时候能有所依靠，避免自治地沦为强势的附庸与客体，或使人们避免在不理性的思维状态下做出让自己以后无法过正常人有尊严生活的行为。
而第四次修宪也经历了所谓自下而上、两下两上[56]才最终成为现在的宪法规范文本。对于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中所说的人格尊严，国内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即手段不得与目的不成比例。《汉书·高帝纪下》 [23]《魏书·食货志》 [24]《册府元龟》999卷之《外臣部》。民之尊贵、民之尊严，民之不可侵辱，乃是天理，是一种可以与西方natural rights（自然权利）相对应的天爵[21]。从宪法文本上看，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放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一条，明确其一般原则的地位。
但有学者认为，虽然人性尊严在宪法中的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与本质，但是否可以从台湾宪法中导出则不无疑问，因为台湾宪法制定与德国基本法之前，又无关于人性尊严的实证规范，更缺乏其所背负2000年的历史与哲学传统，且仅在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六项规定：国家应维持妇女之人格尊严，保障妇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别岐视，促进两性地位之实质平等[49]。[14] 《孔子·雍也》 [15] 梁涛：《郭店竹简_■_字与孔子仁学》，《哲学研究》2005 年第5 期第49页。
为使农民不失去土地，免受大族的兼并，北魏均田令中规定对土地买卖做了严格的限制。在这个前提下，以爱民为目的的法律家长主义就有了其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先秦思想中解读出来的新民本与现代法治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作为社会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的品格、与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条款相可紧密衔接。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修宪法定程序启动之前实际上还存在一种被林来梵教授称为作为惯例的前置性加接程序[55]，即执政党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案，提请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者基本接受后再启动法定的修宪程序，完成程序的加接。